木耳的種植離不開菌袋，一條條似礦泉水瓶的“營養包”，為木耳的生長提供了充足的養分。但當生長周期結束，菌袋如何處理？體積雖小，但積少成多，隨意丟棄，不僅破壞鄉村美景，更嚴重污染土壤和水源。廢棄菌袋治理，成為發展過程中無法回避的難題。
“搖錢樹”成為污染源
東寧縣的大肚川河，作為綏芬河的支流，流經俄羅斯境內，最終匯入日本海，當地人親切地稱之為“大河”。因為木耳的生長離不開水，所以河兩側常年分布著木耳種植區，這里也是廢棄菌袋最多的地方。
“你看，那岸邊黑白相間的土堆，都是菌袋。”家住河邊的李松君說。走近一看，白色是塑料包裝，黑色是腐爛后的菌渣，河水流過一座座“菌袋山”，漸漸變成暗紅色。“近些年木耳效益好，種植規模一年比一年大。”東寧縣東寧鎮大城子村村主任潘喜林一大早就出門，指揮清理村路兩側被隨意丟棄的菌袋。
“由于地少人多，2005年我們請專家考察后，決定發展木耳種植，確實帶動了村民致富。”潘喜林介紹，目前大城子村1280戶，近九成在種木耳，人均收入2萬余元。但當種植規模擴大后，“菌袋成災。”潘喜林說。
在村委會一樓墻上最明顯的位置，張貼著《大城子村廢棄菌袋回收制度》，規定：擅自丟棄廢棄菌袋的罰款1000到5萬元不等。“制度已經頒布好久了，但至今還沒有罰過款。一是法不責眾，大家都丟，罰不過來；二是要讓菌袋有穩定的出路，否則罰款了，菌袋也沒法處理。”潘喜林建議政府能多招商引資，挖掘廢棄菌袋的價值。
有制度，但落實困難
2012年，東寧縣成立廢棄菌袋污染治理領導小組，縣農業局副局長趙清發任小組辦公室主任，他是村民眼中對菌袋治理最熱心的人。
任職后，他把東寧縣的木耳種植區都走了一遍，回來后用“慘不忍睹”形容當時的污染情況。“首先要讓污染遠離水源地。菌袋酸性很強，對水資源存在威脅。”政府出臺文件，讓各村建立菌袋集中存放場。2013年大城子村設立了2個堆放場，總共近2萬多平方米，但不到3年時間，5米深的場地已經填平。東寧縣每年廢棄的菌袋約有10億個，生產是不間斷的，但是空間是有限的。”趙清發明白，集中堆放“治標不治本”。
“我們沒有懲罰手段。”趙清發說，關于菌袋治理的問題他已經記不清和環保局討論過多少次了。“就應該堅持‘誰污染、誰治理’的原則，但農業部門沒有執法的依據。其實在種植木耳的地方，都會面臨這個問題，只不過這里更加集中。”
去年國家出臺了“史上最嚴”《環保法》，讓趙清發看到了一絲希望，但是和環保局的人逐條翻閱后，卻依舊沒有找到針對農村污染的懲治辦法。“罰款都是針對污染企業，針對農村個人的措施卻難以落實。”
“招商引資，也許能找到出路。凡是說有解決辦法的人，我都見。”張清發自己也數不清接待過多少人。
靠市場，也有待扶持
李松君靠邊貿生意起家后，家鄉的污染讓他看不下去了。3年前，他走了5個省學習將菌袋制成燃料塊的技術。目前，他的工廠卻難以為繼。
“為了吸引農民把菌袋運過來，每立方米我付8元錢，但村民每年都要求漲價，運輸成本太高。”李松君說，“致命一擊是煤炭價格的下跌，我回收、烘干、加工、包裝的成本每噸約為500元，但縣里煤炭價格300多元，燃料塊根本賣不出去。”李松君的廠房已經擺上了玉米烘干架，做好轉行準備的他，卻遇到了另一個決定解決菌袋問題的人。
馮桂煥也生長在綏芬河旁，隨處可見的菌袋，讓她覺得不能再等了。“我是種地出身，我對土地有感情。”成功經營一家炭廠的馮桂煥另外成立了生物技術公司，引進了韓國的技術，決定用廢棄菌袋制作有機肥。“菌渣里的木屑、麩皮，都是很好的有機質原料，與我之前的炭廠提取的木醋液與菌渣耦合后，還可以消毒殺菌、提高肥力。”馮桂煥說。去年實驗生產的有機肥送檢后顯示，各項指標均優于國家標準。在北京召開的論證會也讓她興奮不已：專家們充分肯定了此項目的可行性。
如今，廠房坐落在馮桂煥的家鄉綏芬河，占地2.6萬平方米，運行后一年可生產30萬噸生物有機肥，消化菌袋24萬噸，近5億袋，輻射范圍包括東寧等周邊地區。
然而馮桂煥也有種種擔心，如果政府在廢棄菌袋收集方面政策支持不足，企業同樣難以承受高企的運輸、人工收集成本。“要將廢棄菌袋作為有用資源看待。短時間不能進行處理的廢棄菌袋，要集中儲存起來，方便以后有技術能力的企業將其‘變廢為寶’”。在東寧縣農業局制定的《菌袋治理方案》中提到。
李松君說，自己的廠房可以成為馮大姐的一個菌袋回收點，“不用賺錢，不賠錢我就繼續干，環境好了，就是賺了。”
